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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这也能确保国家司法权运行的统一，维护基本一致的法权秩序。

第一，把握立法的政治方向。两道程序，各有各的用途，都不应是空置的，必须同样发挥作用。

把党所提出的立法建议通过法律程序变为国家意志，立法机关党组应该是落实的第一责任人。最后，党的决策更多的是根据形势的变化和改革的要求，从政治上考虑问题，用政治语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政治判断。党领导立法不是一句空话、套话，这两个方面都必须在制度和机制上落实。所有这些都需要精细化、专门化的工作。立法不仅仅是一个票决民主过程，一项法案有51％的赞成票，49%的反对票尽管可以通过，但是其实施肯定会受到很大的阻力，因此立法过程要做好协调不同意见的工作，善于通过民主程序，协商程序形成共识，充分发挥协商民主的作用。

把握政治方向，主要是党委、特别是党中央的职能。为立法提供组织保证，意味着要善于使党组织所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33)奥斯汀的论证与斯图尔特一样，他们都希望通过理性的演绎方式得到真实的结论。

在《法理学的范围》一书中，他讨论了法理学的第一原则、伦理科学以及通过边沁(Jeremy Bentham)的效用计算方法来立法的必要性。从法学范式的角度来看，其指的是法学体系依照几何学的方法加以构建，通过原则、公理、定义将学科组建起来，并在内部形成层级严密的推理架构。所以在实践中，我们完全不需要在无序的案例中摸索，而只需要在教学中，对特定的案例，通过一般性原则解释给初学者。17世纪的科学革命并没有局限在自然科学家的小圈子中。

法学家们在构建法律体系中适用演绎推理，能够从大前提(原则)中推导出公理、规则。从法学的内部联系出发，运用演绎推理方法，能够得出精确的法学概念和规则。

科学成了形成人们关于什么是常识或者什么不是常识的论证。但是这些抽象的原则以及由此推论出来的规则如果要运用到实践中，则需要更多的研究。①很多学者侧重于讨论法学的社会科学属性，但也有一些学者论及法学的自然科学属性。17世纪培根的法学著作为普通法的体系化奠定了基础，经过马修·黑尔(Matthew Hale)和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的发展，到了19世纪，普通法系统化的传统已经与罗马法结合了起来。

【注释】 屈茂辉，法学博士，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④但是从传统法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尚少有学者对法学所兼具的自然科学属性做过较为系统的梳理和论述。参见周安平：《法学与科学及逻辑的纠缠与甄别》，《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8期，第192-198页。在这种情况下，几何学范式被重新发现并逐渐受到了重视。

斯图尔特指出，数学推理(主要是演绎的过程)是科学论证常用的手段，其前提是科学术语必须被精确地定义。罗马法内生的逻辑性和体系性，使得它很容易接受哲学的理念和指导。

(18) 16、17世纪是新科学和新法理的时代，培根(Francis Bacon)认为法律和科学之间能够相互借鉴。(21)具体到法学中，数学论证是指运用几何学范式重塑法学，从而使得法学体系和法律论证方法更加具有确定性和说服力。

通过《法学研究过程》和《法学概论》这两本著作，霍夫曼构建了基于罗马法和市民法的英美普通法模型，同时论证了适用演绎方法作为法律推理之基本原则的可行性。(11)12世纪至15世纪，西欧的法学家们开始重新解读查士丁尼的《国法大全》。(46)莱布尼茨的弟子沃尔夫更是用几何学方法推导出一个实证法体系。(29) 此外，他将罗马法的地位提升到无与伦比的高度： 我认为，在几何学家的著作之后，没有什么著作能够与罗马法学家的著作相比。几何学范式从罗马法的原则中推理得出了公理和概念，这种自上而下的方法为其法典的形成和法典化的趋势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这实际上可以被用来解释法学也兼具自然科学属性。

(13)具体包括：第一，引入罗马法辩论式的风格。目前中国法学界在对几何学范式的运用上，由第一原则和原则来源引出的问题应当要首先予以解决。

他在论述法学作为道德科学时，将之与数学作对比性研究： 数学和几何学的原则是数学家和几何学家使用的工具，如果他们将原则适用于人文和艺术类学科，其实并不合适。(45)稍后的普芬道夫(Baron Samuel von Pufendorf)用几何学方法完成了天赋人权的论证。

将法学作为一门科学建立起来，适用罗马法和市民法作为法律科学发展的原则，这首先就在学科构建上占据了合法性的地位，因为罗马法中的经典语言一直被视为是高等学府的传统宝藏。当人们接受了法律制定应当具有逻辑性、法律论证应当采用演绎推理模式等观念的时候，法律结果就变得可以预测，法律也同时获得了确定性，因此法学被认为是一门科学。

参见何自荣：《法学是科学吗?》，《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120-122页。法学界和律师团体也受到了科学思维的影响，从而改变了寻求真理方法的基本理念，亦即如何寻找到真理以及如何用这些真理与其他人交流。习惯法虽然规定明确，但是面对不可穷尽的事实，妄图以一一对应的法条来加以规制，必然导致法律内部结构的混乱。(14)这就是兰德尔的案例教学法的主要特点。

(38) 对于他的观点，《美国法学家与法律杂志》在评论时指出： 当我们说科学是人类知识的一个分支时，其实是指，科学建立在一些原则之上。他反对奥斯汀的效用计算的第一原则，转而承袭萨维尼的民族特性理念。

而就法律范式来说，它主要是指在实践中借鉴几何学方法进行演绎推理。在论述公理问题上，有学者指出法学中的公理法是源自于几何学，并且演绎推理是重要方法之一，但是该学者没有将这个问题与法学的本质属性联系起来，特别是没有涉及法学的自然科学性质。

(36) 梅斯成功地将几何学范式融入了教学法中。参见胡玉鸿：《法学是一门科学吗?》，《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第165-171页。

为此，他们自觉地论证了法学课程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而罗马法被视为欧陆法律的源头，同样也可以被看作法学和几何学之间达到和谐状态的典范。第二，从历史中寻找来源。这样也就明显低估了几何学对法学的影响。

(48)当然，公理法本身对法学有促进作用，而且也存在诸多的优势，但是其存在的立足点在哪里?除了实用主义之外，至少还需要历史正当性的证明。另外，欧几里得的《几何学》为此论述提供了理论基础。

而这些根植于相关学科之中的原则可以作为区分知识的基础。另外，也有学者对科学作了不同的界定，例如卡尔·拉伦茨(Karl Larenz)认为，如果将科学定义为获得知识的方法，那么法学是科学。

另一位美国法学家霍夫曼将几何学范式和罗马法融合到了一起。应当说，萨维尼对法律渊源和法律推理的区分在当时是十分重要的。